——访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Spencer 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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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

近日，bp携手浙江省能源集团拓展中国天然气市场，引发能源领域关注。

近年来，LNG进口已成为满足中国天然气需求增长的重要载体之一。但是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国该如何考量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最佳表现形式又将是什么呢？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在6月北京之行的采访中，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

中能传媒：您曾经指出，中国是全球能源产业的枢纽和中心，俄乌冲突和美国通过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会影响全球的能源格局，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也会放缓。那么，全球能源市场的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之前比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戴思攀（Spencer　Dale）：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提醒我们，转型还需要考虑到能源的安全性和可负担性。能源系统的三个维度，即安全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共同构成了“三重挑战”。任何成功和持久的能源转型，都需要“三重挑战”的全部三要素。

能源安全最佳表现形式是整个能源体系的脱碳。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非化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核能和水电等。这些非化石能源，其实往往都是国内就能生产的。所以，实现国家能源体系脱碳化，自然就会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更多的能源可以是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的。

各国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都想减少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度。所以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自己的能效，使自身的能源需求增长不会那么快，甚至是减少；二是减少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的进口，转而增加国内能源生产，而国内要增加能源生产，通常要依赖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从而助力能源转型的实现。

中国70%的石油、40%的天然气依靠进口。因此，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防范风险的举措，希望通过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支持新能源车的发展呢？一方面，新能源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蓝天，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另一方面是因为电动汽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汽车生产的工业基地、提供就业，同时也可以减少对石油的进口。我们可以利用国内生产的电能来替代石油。所以，我的理解是中国在交通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国政府非常理解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大力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

我相信，中国政府对能源安全有深入的理解。如果全球化放缓、供应链缩短，我们要更加关注的就是国内的韧性，将对中国带来一定的挑战。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有很大的出口份额，这将是中国面临的新的挑战。

中国经济复苏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复苏很不错。我也多次强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中国最关注非化石能源的生产，中国政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我们预计，到2050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跌至5%~20%，到2050年中国碳排放的降幅将超过50%，在快速转型和净零场景里，中国的碳排放将较2019年的水平分别下降92%和99%。在新增核电站投资的推动下，2050年中国核能将增长四倍，从当前的约3艾焦增长到12艾焦~15艾焦；到2050年，中国捕集的二氧化碳量将超过1吉吨。

中能传媒：今年以来需求疲软导致煤炭、石油天然气它们的价格大幅下滑，特别是一季度以来天然气价格回落非常明显。一年前，大家在担心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天然气供应问题，现在可以说欧洲和全球的天然气危机过去了吗？

戴思攀（Spencer　Dale）：从能源视角来看，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扰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能源短缺似乎有可能对能源系统产生长期重大影响。

我觉得，现在下定论是否已经渡过了这场危机还尚早。比如说去年欧洲的冬天比较暖和，所以我们对于天然气的需求没有事先设想的那么大，从而缓解了我们的危机。同时天然气价格昂贵，抑制了对天然气的需求。欧洲去年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因为有利可图使世界各地LNG都卖到欧洲来了。现在冬季已过，天然气的储存水平又高，所以欧洲天然气价格甚至比亚洲还要便宜。如TTF、JKN价格，都首次出现了欧洲比亚洲的天然气价格还要便宜。现在那些LNG巴不得卖到亚洲来。但是仍然有一些隐患，就欧洲来说我们毕竟丧失了130~140BCM天然气供应，全球的LNG供应却没有同步增加。

我们知道，风能和太阳能的大幅增长，并不能够抵消天然气供应的减少，冬季还有可能会出现天然气的短缺。这个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取决于冬天是不是冷。

所以我的预计是天然气的结构性短缺在未来3~4年仍然会存在。除非，我们能够看到新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市场，或者是替代能源产生，比如说风能、太阳能装机容量大幅增长。但是风能、太阳能新建项目需要时间，新的液化天然气建设也需要4~5年。所以现在讲危机是否结束还过早，如果冬天过冷，我们还会看到天然气需求的大幅上升。

中能传媒：您在《bp世界能源展望》2023版报告中指出，现在碳预算正在耗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拖延的时间越长，造成的经济社会成本就越高。在您看来如何来平衡经济性，就是可负担性与安全、更低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戴思攀（Spencer　Dale）：今年的《bp世界能源展望》将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描述为“安全”“可负担”“更低碳”的“三重挑战”，更加看重能源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经济性问题非常关键。我们看到关于经济性的一些分析，这些分析都告诉我们，总体来说能源转型是比较缺乏经济性的。但是这需要我们全世界的接受。能源转型需要投资，我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能源转型，我们必须为能源转型提供融资，这就是要承担的成本。

另外，能源转型也需要发达国家提供融资给发展中国家，否则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承担能源转型的成本。能源转型会使所有国家都获益，所以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

另外非常关键、清晰的是，行动延迟越久成本就越高。如果你认为今天的成本过高，再等5年成本会更高，所以最理性的做法就是现在就采取能源转型的举措，快速地采取行动，选择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现在就采取行动。

中能传媒：您觉得我们会看到更多类似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出台吗？

戴思攀（Spencer　Dale）：我个人认为是会的。

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即使美国这样的法案是最大规模、最雄心勃勃的政策，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专家仍然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不足。也就是说想要让美国去实现自己的国家自主目标——2030年碳减排达到55%仍然不够，尽管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所做出的最大胆的规划之一，但还是不够。这就说明更多的政策还会出台。第二是西方国家都承认，能源安全离不开政府发挥政策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更认识到政府出台相关的法案、法规、政策的重要性。

中能传媒：今年10月1日，欧盟碳边界调节机制将正式开始运行。该机制对电池和原材料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都提出了要求。请问您怎样看待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戴思攀（Spencer　Dale）：我们把碳边境调节机制叫CBAM，它的影响会在2026年更加显著。

CBAM的目的很清楚，比如说你是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对自己本国的工业征收很高的碳税，这个欧洲国家又允许别的国家向自己出口，别国的制造商没有这方面的碳税，这就会使得欧洲的企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竞争的位置。比如说我是开一个石油炼油厂的，我们炼油厂这里所在地方征收的碳税就很高，我就希望我的炼油厂搬家，不在欧盟待着，我在别国炼油出口到欧洲，这样我们的成本反而更低。这样对欧盟就有两个影响，第一是这些产业的外迁，第二是本国市场上销售的油仍然是碳含量比较高、碳足迹比较多的产品。基于以上理由，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欧盟要出台这种碳边境调节税，就是使本国的企业仍然具有竞争力，同时又希望能够逐渐减少我们所销售的产品碳的含量。但是它也有矛盾，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在行政上很难执行，或者说它的行政操作成本很高，而且别的国家会认为你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我本人没法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江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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