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书店从业人员夏淡人先生（1919-2010），曾在所撰《姑苏书肆忆旧》一文中列举了一些过去旧书店常见的对于古籍的作伪方法：1、挖补目录，如一书后面已残缺，经过挖补，可充全书。2、重刊目录，如有丛书残本，另题书名刻上书目录，即是全书。3、将覆刻宋、元版之书抽去重刊牌记，叙，跋，用红茶水染上灰黄之色以充宋、元旧本，如影宋相台本《尚书》，苏写《陶渊明集》。4、改头换面：如明刻《晋书》把它改名为《两晋人物传》，加上著者为无锡王达，配补上王同愈所写书签，还盖上“孤本”之章，买书者当然视为珍宝。5、是仿著：山东图书馆套色影印黄丕烈校本《穆天子传》，原底本是明程荣刻本，他们仍用程刻白皮纸印的底本，将黄的校跋摹描书上，印章亦描下仿刻……6、加刻牌记：如《尚书传大全》，清末期覆刻元本，就在序后加上“至元X年泉州府儒学刻本”，以充作元刻本。（以上转引自邓乾彬先生《文学山房作伪公案》一文。）事实上，古籍的作伪手段还不止如此，比如伪钤，就是书估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沈津《说藏书印的鉴定》一文中就曾指出：“解放前，苏州专门经营古旧书的文学山房江杏溪、杭州抱经堂朱遂翔等都是专门伪造名人藏书印的老手，假印一抽斗，都是数十方以上，什么惠定宇、顾广圻、莫友芝等等应有尽有，想用谁的就顺手钤上。潘师景郑先生曾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陈乃乾先生也回忆说，在上海设立古书流通处的陈立炎，亦伪刻藏书家卢文弨抱经楼等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旧棉纸传抄各书，并将假印钤上。”与伪钤名人藏印相呼应的是，还有造作名人伪跋的，掺杂于文献前后，藉此增价。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事实上，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些宋元古籍和拓本中，也存在若干书估作伪的现象。这正可以说明，书估作伪的对象不仅仅是明清古籍，宋元本中，因为种种缘故，也会存在作伪现象。故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去除宋元本本身的光环效应，深入考核，去伪存精。

宋刻残本《草堂诗笺》卷端

1、藏印伪钤。上海图书馆资深研究馆员陈先行先生曾撰有《宋元本上的伪印》一文，列举了若干版本无误，却加盖很多伪印的情况。文章提及包括上海博物馆藏《杜工部草堂诗笺》残本在内的一些宋元刻本，书上钤盖的一众吴中名家之印均为伪印。这部《草堂诗笺》虽系残本，但其中《诗话》《年谱》部分为仅存者，甚为珍贵。书中涉及到的相关印章有：“玉兰堂”白文方印、“五峰樵客”白文方印、“玉峰珍藏”朱文长方印、“辛夷馆印”朱文方印、“王履吉印”白文方印、“古吴王氏”白文方印等，均与陈先生所言吻合，可知确为伪钤。对于这种在珍本上伪钤的现象，陈先生解释到：“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明末清初之时，版本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虽然知道古刻旧椠具有文物价值，但真正精于版本鉴定者无多。而文徵明、王宠等属于明代中期版本学发端时的那一拨开山人物，若经他们这样的权威专家鉴藏，买书者或许会更加放心。二，即使版本不假，如果文、王二氏的印章亦真，其文物价值岂非更高。当年黄丕烈跋元本《东坡乐府》就说过，此书‘前明迭经文、王两家收藏，本朝又为健庵（徐乾学）、沧苇（季振宜）鉴赏，宜此书之增益声价矣’（但我又注意到黄丕烈在其所藏宋本《管子》《冲虚至德真经》《朱庆余诗集》《碧云集》等题跋中，于文、王藏印却不着一词）。时至今日，人们不也都这么认为的吗？”不过，除了陈先生所言的这些缘故之外，上博这本所以伪钤累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仅残存二册（很有可能的是，所以钤盖这些印章，就是为了将此两册拆出零售。因季振宜藏时，此书所存远过于此），如果经过名人递藏，则或许可以稍加身价。否则，类似这种残本，在没有充分发掘其内在价值之前，当时其实是很不受待见的。

另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周叔弢旧藏明钞《墨庄漫录》，其上除了陈先生所举例的各种伪钤中常见之“竹坞”“辛夷馆印”“春草堂印”三印外，还有唐寅、陆师道的藏印和题跋。唐寅作为明四家之一，不仅在书画方面造诣极深，其文采学问也相当可观，藏书甚富。在流传至今的唐氏旧藏中，凡有其印章并题记者，基本未见伪作。此书中唐寅跋有：“正德辛巳（1521）夏五月端五后一日灯下勘毕。晋昌唐寅。”又有“姑苏唐寅借勘俞子容家钞书。”“前南京第一中式举人晋昌唐寅勘校毕。”“俞子容先生家臧书，晋昌唐寅借校一再过，其间鲁鱼甚多，百不能补其一二，然裨益见闻亦为不少，至若欲人熟连州碑所未解也”等语，并钤“唐寅私印”“晋昌”“唐子畏图书”“学圃堂印”“禅仙”“逃禅仙吏”等印。又陆师道跋：“嘉靖乙巳借俞守约《墨庄漫录》看一过。此书讹舛甚多，虽更六如勘过，差谬不少，偶有所见，辄为更定一二。衡山取观，颇以据依证余谬妄。余乃茫然自失，因知不破万卷不可轻用丹铅也。附书以志吾愧，且以谢守约云。陆师道志。”后有“陆子传”“荣本京堂”印记。谛审唐、陆二人手迹及印记，均为真迹无疑，两人跋文互相印证，陆跋且进一步提及文徵明与此书的渊源，对于了解吴门当时的学术交流，甚有帮助。以书中所钤“辛夷馆印”为例（这一名称的归属虽有争议，但并不妨碍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按常理来说，此书既经某人过眼，如果需要钤印，首选应该为名印，而非此类馆阁印；其次所钤印章位置当在唐寅印之侧，而非其右上；尤其是此“辛夷馆印”与《中国鉴藏家印鉴大全》中所收文徵明、王宠二人所用者不同（事实上，此印当系《印鉴大全》中所收文徵明名下一方同名印的高仿品），故当系伪印伪钤。而既然此印为伪，则相应的“竹坞”“春草堂印”当同为伪印。此书上的“竹坞”印，又见于上图藏宋刻《东观余论》、国图藏宋刻《管子》、台北史语所傅斯年馆藏宋刻《李群玉诗》等书；“辛夷馆印”又见于《草堂诗笺》、《管子》、国图藏宋刻《陆士龙文集》、辽图藏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等书；“春草堂印”又见于《李群玉诗》、上博藏《草堂诗笺》等书。由此进一步推论，则其中涉及到的其它类似印章，大概也是伪印。正如陈先生所言，很有可能是这批图书从季振宜静思堂散出之后，书估为求善价，统一钤盖了伪印。于是便形成了如本来存在真切无疑的藏书家唐寅藏印、题跋情况下，却画蛇添足、毫无章法地加盖了很多同时的文、王伪印的状况。这一现象，一则可见书估作伪手段之低劣，再则可见当时书估绝无后世陶珠琳、钱景开、柳蓉村之风流学识。尤有甚者，在国家图书馆中，还藏有一部季振宜旧存的明钞《大唐西域记》，卷端钤有与前述相同的“梅溪精舍”“辛夷馆印”“玉兰堂”等伪印，卷末存落款为文徵明的题跋：“《大唐西域记》向无善本，字多亥豕。嘉靖甲寅夏，偶从金陵假得宋本携归玉兰堂，命子侄辈分手抄录，藏之箧笥。是岁重阳后一日，徵明识。”下钤“文印徵明”白文小方印。不过此跋显非文氏手笔，故所涉及到的这些印章为伪作，自不待言。而此书之出现，正可作为陈先行先生论点无误之铁证。

国家图书馆藏明钞《大唐西域记》卷尾文徵明跋

2、以残充全。元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十八卷本，不以甲、乙分帙，未见于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篇次、内容，自“学”至“鬼神”，仅相当于现存宋本之甲集卷十九至三十七部分。这部书现存十册，显然只是残卷。据厦门大学教授王传龙博士见告，此书“宋版的第28卷22页之后残缺了两页”，而上博此本虽为残卷，但这两页却仍存于世，见于其第十一卷中，可谓幸事。今考上博本，实际上从目录页开始，书估便做了手脚，将溢出残存部分的目录，皆经删削，冒充全本。又将每卷首尾卷题之下，标注其卷第的部分挖改补纸，并钤上伪印“圭斋”“欧阳玄印”，冒充名人旧藏。经过如此这般的作伪之后，一则可以冒充全本；再则可以冒充异本；三则可以冒充名人旧藏，一举三得，算盘不可谓不精。

上博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书影

事实上，现在国家图书馆仍存这一版本的残本若干，其中“续甲记”卷十二卷末、卷十三卷端，恰可与上博此本相应部分对勘，知上博本系将原黑底白字之“续甲记”三字挖改补纸而成。

3、伪跋增价。修内司本《淳化阁帖》刻于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每卷末有楷书款三行“淳熙十二年乙巳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摹勒上石”。此本因系禁中刻石，故流传甚罕，目前所见仅上海博物馆所藏本。

修内司本《阁帖》中华云跋

此本南宋时曾经贾似道所藏，据马成名《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著录，该本现存又有明代无锡著名藏家华云（补庵）藏印及跋文，其文云：“淳熙改元为南渡小康，以淳化祖刻及晋唐诸石迹重摹刻石禁中，有《淳熙秘阁续帖》。此修内司本次序悉同《淳化》，纸墨精良，极一时之选。兹为贾秋壑之藏本，细绎其致，较之祖刻、《大观》诸本笔画稍丰润，古趣盎然，玩之令人意渊神旷，洵为瑰宝。隆庆戊辰冬日，华云跋于剑光阁。”下钤“华云私印”。不过正如马先生在文末注释中所指出的那样：“此跋写于1568年，华云已卒，待考。”关于华云的生平和收藏，苏州大学教授王照宇博士曾有精审的研究，他不仅根据华云行状和墓表，确认华云卒于嘉靖庚申（1560）九月二十三日，又根据华氏后人所捐若干世藏华云遗藏，总结华氏藏品用印规律为：“华云的书画藏品上应该钤有‘锡山华氏补庵家藏印’朱文方印或‘锡山华氏补庵收藏印’朱文方印，这才是他本人的收藏。”至于本帖内所见“华云私印”，并未见于王博士经眼的数十件华氏旧藏，也溢出其所见的华云所用印章之外。另据王博士总结华云行书作品：“全文字体略扁，结体严谨，笔画粗细浓淡对比明显，书写自然流畅，笔画之间颇显功力，露锋笔画较多，且牵丝处多用飞白之笔，这种书风应该是较为标准的华云行书标准件。”而此处华氏跋文则显然于此大相径庭，尽管点画轻灵，结体端稳，然而笔意稍欠自然，风神难及秀润。因此，无论是从用印方面来看，还是从题跋本身与华云卒年龃龉方面来看，还有从字体来看，修内司本《阁帖》上所存的华云题跋都存在问题，当系后人伪作。

无锡博物院藏王问《护节图》中华云手跋

4、不宜妄疑。前面讲到要在不疑处有疑，不能因为原书版本较佳就盲目信存其上所存一切信息。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也要在有疑处不疑。此次展览中，元刻明修本《晋书》残卷卷端，钤有“文渊阁印”朱方、“大学士章”白方和“太子宾客宫保尚书”白方，从印色来看，当钤于同一时间。但因其中之“文渊阁印”与常见的如元陈仁子东山书院刊本《梦溪笔谈》等书中之明内府文渊阁印不同；“大学士章”，与王铎等人同名印不同，因此本次展出后曾听闻质疑之声，以为当是书估作伪。但事实上，此处之印信，应该是私人制作，以纪念其生平者，本无定法，故与传世其它的“文渊阁印”“大学士章”官私印不同，其实很正常。“太子宾客”一职，为东宫属官，自唐而明，都有设置，明为正三品，系执事官。因清代不设此官，故可以判断，此三印所涉及者，都为明代职官。有明一代，曾任太子宾客者，不过三十余人。所谓“宫保”，是三公三孤的俗称，基本上为虚衔，用作加官。尚书为正二品，为执事官。但值得留意的是，尚书、侍郎在入阁之后，却也不再真正执掌相关衙门，而渐渐虚化。明代之大学士为正五品，此处同存“文渊阁”及“大学士”二印，则其人为文渊阁大学士可知。明代内阁，初仅备顾问，仁、宣以来，日渐尊崇，以师、保、尚书兼大学士，形同相职。故而，此三印联钤，当为指称该印主人系明宣宗后之阁老。有明一代，兼文渊阁大学士者多为礼部尚书，偶有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兼此职者，前后任者约一百一十人。不过，同时再满足曾任太子宾客条件者，不过崇祯时期成基命（1559-1635）、钱象坤（1569-1640）二人而已。成氏于天启初年以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但不久落职。崇祯元年以吏部左侍郎复起，后以礼部尚书入阁。崇祯三年七月，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九月致仕。钱氏天启中，以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崇祯元年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崇祯三年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未几进武英殿大学士。从理论上来说，二人都可能是这三方印信的主人。但钱氏后晋武英殿，则此印文当非其所有。不过，又有存疑者以为，“太子宾客宫保尚书”一印，所列迁官顺序不当，不合官制，当先太子宾客而尚书而后宫保，不可颠倒错乱。明清私印中，罗列印主历官者多有，如翁方纲之“内阁学士内阁侍读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吴省兰之“文渊阁校理翰林院编修吴省兰印”都为倒叙。而王芑孙的“县学教谕宫学教习国学典簿”一印，据其生平，顺序应该为先为咸安宫教习，再为华亭县教谕，最后是国子监典簿。可见印文排列，与其历官次序无关。更何况，清代铁保就有“宫保尚书”之印留存于世。当然，铁保是在山东巡抚任上，以治水事加太子少保衔的，因此倒与他的经历符合。但无论如何，此三印虽较罕见，但面目确为晚明风貌，且完全符合官制，故当就是成基命所有。

（此文草作之时，多承小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社王若舟先生不厌其烦，反复攻错，特此致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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